清代文人龚自珍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题为《病梅馆记》。文章讲述当时的文人雅士都爱梅花，并且最为钟意的梅花品相只有一种，即“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对于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梅花，则谓之“病梅”，在观赏者和种植者双方的心照不宣中沦为市场上的滞销品种。于是养梅者纷纷“斫直，删密，锄正”，通过种种矫正和修补来改变梅花的姿态，以迎合当时社会的主流审美，而免得落下外行和荒诞的口实。
龚先生对于这样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买来极不符合品相标准的 “病梅”三百余株， “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让这些梅花解除规矩的种种束缚，随心所欲的生长，还把这片种梅花的地方称为“病梅馆”，供人们参观。
我想，在古往今来无数的养梅者中，大概只有龚先生能够赋予梅花这样兼具行为艺术、人格价值和政治理想的实践品质与精神内涵。如果和他的另一组脍炙人口的《己亥杂诗》联系起来看的话，这些病梅所代表的，则是他一直所倡导的破旧立新、不拘一格而又锐意进取的近代主义精神，这在当时的社会无疑具有巨大的启蒙影响和进步意义。
如果龚先生能够来到今日社会，一定会为眼前的景象大感欣慰。与将近两百年前处处遵循古法、压抑改变的大环境不同，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在培养种植梅花这样的审美领域，也都早已习惯于标新立异、求新求变，相同即是平庸之声不绝于耳。而与此同时，对于深深根植于国人内心的传统审美规律，似乎越来越感到它们的老旧迂腐，难堪大用，以至渐行渐远。
2.
就在前不久，网上选出了“2020年中国十大最丑陋建筑”。这些建筑具有的共同特点是，缺乏对于公共建筑审美规律的认识，设计表达粗糙混乱。这其中，既有强行加入中国元素，状如外星怪物的音乐厅，又有模仿古典建筑不成、画虎类犬的剧院新址，更有直接照抄神话人物，比例却严重失调的观景台。以一个普通人的审美角度看来，这些建筑之所以榜上有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漠视审美规律的同时急于求新求变，最终南辕北辙而黔驴技穷，落得一个贻笑大方的结局。
事实上，无论是审美还是做事，对于事物规律性的把握和参照从来都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就像无论如何创新改变，“黄金分割”就是最完美的几何比例，而无论是美术、音乐或是雕塑等艺术形式，凡是关于美的创作，一定是基于公认的、必要的工序和规范，不可能通过臆想而凭空产生。在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成为了整个审美体系里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在抽离了这些扎根千百年的文化标准之后，又未能出现另一套替代理论来进行及时的补充，这就好像吃西餐时用筷子，或者想用火柴去点亮灯泡一样，所导致的混乱场面一定不可避免。要知道，任何一种成功的改变，都必然是在充分认识到现实情形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开始的。这其中的一个根本是在不断吸取他国文明的创新与改变中带来，而另一个根本，则是找到了将这些创新点嫁接于自身传统以及事物规律的方法。因而，创新与改变，不应完全以摒弃传统为前提，而是应该在传统中寻找新的继续前进的力量。
3.
龚先生所养的“病梅”具有对于一切格式陈规进行审视批判的鲜活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仅是梅花本身，而更像是一个改革者所释放出的人文态度与家国理想。但拯救和帮助从来都不是这样只停留在笔头的文章，而是靠的现实里每个人手上苦干的功夫。从现实的艺术角度来说，这些梅花精神上的自由之 “美”恐怕仍然免不了要经历一番辛苦的修饰磨难，才能成为现实世界里为更多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真实之“美”。
梅花虽小，却历来是道德情操和君子精神的象征。就整个国家民族而言，如果空有宣言而不见计划，空有热情而没有方法，空有愿景而不见程序，近代中国就绝不可能像今天一样，从万马齐喑、积贫积弱中走出一条自救自强的道路。龚先生等启蒙人士的奔走呼号不易，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新的声音和力量中让普通民众重新看到传统文化中正面、积极的部分，而消灭掉负面、消极的部分的影响。一旦恢复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尊重，那么对于他的维护与保存也便不会太难。在今天这个更讲究物质、速度和效率的环境之下，传统也应该如此这般回归我们的视野，并且和创新的精神一起指导我们的生活。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我想，当代人读李杜与古代人读李杜，所感受到的诗情一定有所不同，而这份不同正是所谓“新鲜”的所在。无论是对于李杜之诗还是任何一种文化的记诵，必然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读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既是传承，也是挑选，既有激赏，也有批评，而真正的美的价值和思索也是从这种种的态度和情绪之中提炼而出，最终成为文化意义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