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企盼摧枯润生的时代东风。
当代中国的社会常常是在一种畸型巅簸中前行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们抓政治忘了经济，抓经济忘了文化，往往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文学成了茫茫大海边的浅水滩，既没有活鱼的养份，又没有撑船的力量，还不时泛起一片片毫无生命力的白色泡沫。在横流的金钱面前，文学常常显得面黄肌瘦，在强势的权力面前，文学往往是精神萎靡。因此就目前来看，顶多是一个泛文化时代，而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这种时代的出现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滑坡，丧失甚至堕落，这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
文学的悲哀一定程度上还来自目前的文学体制，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文学场”的概念，文学场就是文学生产体制。先进的文学体制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着支配、控制和引导作用，而目前的我国文学体制中产生的官方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特别是面对当今欲望压倒理想，制度压倒精神时代，存在着严重的文学与权力的合谋与文学与金钱的交偶，形成了知识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常常主宰着文学走向。鲁迅以抵抗的感应性姿态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开放而自由的精神实体，并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使文学成为流动而有创造性的运行机制。西南大学文学院王本朝教授认为：这种文学制度还可能培养出制度的寄生者，保护制度受益者，而排斥制度外的人，如文化机构和文学媒介对文学的控制带来了文学的寄生群体。最近我随手翻阅了一些官方文学刊物和几本所谓的精品选本，其作者个个名声赫然，完全是一次明家聚会。再看内容，或断章摘句，或无病呻吟，或缀连文学掌故，或拼凑奇闻妙语，没完没了的和花草谈“恋爱”，连篇累牍地与死人玩深沉。玩弄“深层次的媚俗”，大耍文字派头。没有生命感悟，没有社会担当，听不到本真的、自然的、充满个性的声音，文学没有精神的锻造，甚至没有精神的抚摸，文学成了一只热狗加一杯冰激凌，这些作品严重灵魂缺失，成了一具具文学僵尸。他们把持的那些文学阵地，成为他们独占的文学殿堂，即使有惊人之作的草根作家，也休想跨入其高贵的门坎。
然而文学并不是特别为文学贵族开设的小灶，文学是自然的精神，文学是人类的灵魂，文学更是生命的呐喊，文学是文学人的家庭乐园，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公餐厅，文学需要甘于寂寞的殉道者，文学需要勇于坚守的布道者，于是草根作家，非体制刊物便以他们历史使命担当者的勇气，亮起了自己的旗帜，他们用思想的巨擎撬起体制文学的巨石，让文学的生命之光喷薄而出，在枯竭的文学荒原上泛出一片绿洲，《大文豪》、《新文学》则是这绿洲中最为鲜活的生命之树。
这片绿洲根植于大地，因为大地养育生命，也养育文学。
写作的专业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因此也产生了异化。要使文学保持活力，除非作家在与大地的联系方面获得高度的自觉，只有作家脚踏实地立于大地上，真切的感知大地的存在，透彻的感悟大地的生命，这时的作品才是富于生活实感的文学，是郁勃的文学，突围的文学，力的文学。一旦作家离开了大地，在现代化的钢筋水泥扎成的格子里猜度生命，大地永远不会穿透水泥硬板与你链接，那么文学的根系必然遭到破坏，枝叶枯萎，花果凋零也就成为必然，这时产生的作家必定是寄生的，浮靡的，伶俐乖巧的文化垃圾的制造者。
作家要耻于做知识的炼金术士，应该是大众社会的燃灯者和拓荒人，拓荒离不开大地，离不开托尔斯泰笔下的大旷野，托尔斯泰在大旷野上，看到那些出身卑贱的劳动者，反复耕作，收获得仍是饥饿、疾病和灾祸，自由和尊严是主人的事。他便发出“按人民的方式生活”的呼喊，他立足大旷野，采风于大旷野，于是便写出了著名的《我信仰什么》、《天国就在你们心中》等惊世之作，一直以来，他用文学致力于布道，却不曾自视为精英，情愿留在普通民众中间，独立承担拯救的作用。因此写作决不是室内活动，只有象殉道者那样，宁可把自己视为精神残缺，也决不要把自己当作睿智的超人，只有这样才能越过重重阻碍，走向大旷野。广采大地四季风，成就文学大事业。
我们可以在温暖的春风中发现盟动的生命，在热烈的夏风中感悟蓬勃的生命，在和煦的秋风中体会壮美的生命，在凌厉的冬风中领略顽强的生命，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只要我们多一份坚守，多一份责任，多一份着著，多一份追求。我们必定会收获“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