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1518—1593）与王世贞（1526—1590）均是明朝中后期人，李时珍长王世贞8岁，两人算得上是同龄人。但李时珍系湖广黄州府蕲州（今湖北省蕲春）人，王世贞系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两地相距千里；一个是医学大家，一个是文人高官，却因《本草纲目》产生了交集——李时珍曾请王世贞为《本草纲目》作序，这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李时珍之所以请王世贞为《本草纲目》作序，一方面是因为王世贞知医懂药，对李时珍所从事的工作价值是肯定的。“所谓自宋以后，医乃一为士大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换言之，当时曾考取功名的那些读书人基本都是知医懂药的，王世贞就以“一足商羊，舒翅而舞，乃孔子而释疑；萍蓬草生，李时珍解其惑”来评价李时珍。《本草纲目》对传统药典体例进行了创新，首创十六部，内容翔实丰富，王世贞对此颇为认可，他在序言中写道：“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
另一方面，王世贞可谓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人高官。王世贞系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后官至刑部尚书，文学上成就极高，主导文坛20余载，是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著作丰，声望高，可以用“一言九鼎”来形容，由他来为书作序可以提高《本草纲目》影响力，便于书商刊刻发行及流传后世。万历六年（1578年），190余万字的《本草纲目》成稿但出版不顺，万历八年（1580年）李时珍找到王世贞。此时的李时珍除了这套书并无值钱之物，王世贞回忆，“解其袋，无长物，有《本草纲目》数十卷。”但王世贞拒绝了李时珍的请求，理由之一是他认为这部书还不够精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王世贞对医和药的了解是达到一定程度的。
被王世贞拒绝后，李时珍携书稿返回蕲州继续增删修改。十年后，李时珍已年过七旬，自知“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他，想到自己垂垂老矣且疾病缠身，自认为经过十年精编这套书的内容与准确性较初稿已大为精进，但从最初开始编写此书至今历经37年，依然未能出版，难免心有不甘。万历十八年（1590年），他托担任四川蓬溪知县的长子李建中携书稿再赴太仓拜访王世贞（时年王世贞任南京刑部尚书）。这次王世贞答应了，于正月十五日为《本草纲目》作序。从此，王世贞的名字就和《本草纲目》联系在一起了。
对《本草纲目》一书的价值，王世贞是心知肚明的，他在序言中如此向书商推荐：“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理性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王世贞希望书商们不要仅仅将其当成一本医书，更要当成经典来看，希望书商刊刻发行，造福民众。好在藏书家兼书商胡乘龙慧眼识宝，1593年完成《本草纲目》雕版刊刻，但此时王世贞、李时珍已先后辞世，均未能亲眼见到此书的发行。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本草纲目》金陵版正式刊行，胡乘龙的大名也得以传世。
有意思的是，《本草纲目》金陵版在介绍李时珍时，将其职务写为“四川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其实这是其长子李建中曾担任过的职务。李时珍功名只是秀才，三次乡试考举人均未中，并未担任过知县职务，这样写可能是为了方便卖书或是向他致敬，但这并不影响李时珍为中医药传承作出的重大贡献。
事实上，即便没有王世贞的这篇序文或胡乘龙的刊刻，《本草纲目》这一巨著的光芒也不会被历史的灰尘所湮没，但问世时间无疑会推后。正是王世贞的极力推荐，胡乘龙的及时刊刻，《本草纲目》才更快地被推向世人面前，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李时珍的医书与王世贞的序言可谓相得益彰，从中医药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两人都是有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