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杜甫齐名。在他16岁应试时，因写下《赋得古原草送别》诗而一举成名，誉满京师。其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为千古佳句。千百年来，白居易的诗作不仅妇孺皆知，而且远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成为中外驰名的著名诗人。
白居易也是海内外白氏家族的著名先祖人物。在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广大白氏后裔，以白氏家族祖先中有这样一位著名的诗人为荣，都在祠堂里供奉着白居易的画像或牌位。
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使人们长期迷惑不解：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逝世于河南洛阳履道里宅邸，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寺。虽然白居易生卒甚至埋葬的地点都是在河南，他却在不少诗、文中一直坚持署名自己是“太原白居易”，这是为什么呢？
白居易在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中写道：“先生姓白名居易，字乐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将武安君起之后”。也就是说，白居易的祖先是太原人，是秦国大将白起的后人。白起，秦国名将，因功于秦，被封为“武安君”。后遭疑获罪，赐死杜邮（今陕西咸阳）。后来，秦始皇念其功绩，封他的儿子白仲于山西太原，所以他的子孙遂为“太原人”。那么，白居易的籍贯到底在太原何处呢？
据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傅致仕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尉白公（敏中）墓志铭并序》中记载：白居易的十世祖白邕，北魏时任太原太守，封为“阳邑侯”，故“子孙因家焉。逮今为太原人也。”我们知道，北魏“阳邑县”，即今山西省太谷县。其地距离“太原郡”的治所“晋阳城（今太原南郊区晋源镇）”仅有百里之遥。北魏、北齐时的“阳邑县”，就是隋代改名的“太谷县”，一直都是太原（郡）府的属邑。
在《永乐大典·太原志》和历代《太谷县志》等方志中，都有白居易五世祖白建的记载：“北齐后主武平□年，县人白建为中书令，封高昌郡公。武平七年（576）丙申，中书令、高昌郡公白建卒。”在《太谷县志》卷五“人物功勋”部分，还载有“白建传”“白建轶事”等史料。
白建（？～576），字彦举，太谷县人，举书算拔萃科。东魏武定八年（550），高洋废东魏孝静帝，建立北齐王朝，任命白建为大丞相府骑兵曹典，“典执文帐，明解书计”，为同僚推崇。北齐天宝十年（559），高殷继位，白建兼中书舍人。后授大丞相骑兵参军、员外散骑常侍。
当时，北方突厥部日益强盛，开始对邻国进行掠夺和战争。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突厥入北齐境抢掳，北齐良马分布在代（今山西代县）、忻（今山西定襄）一带，白建为避突厥抢掠，负责将良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使良马免受损失。突厥兵退，白建又将马分散附近的军镇饲养，马匹健壮骠肥。因此，白建受到嘉奖，累官至尚书、特进侍中、中书令等职，封高昌郡公。
白建长期与右仆射、尚书令唐邕共同掌握兵马机要，显赫一时，为时人所敬重。北齐连年战争，军队中骑兵的位置尤其重要，“王业始基，戎寄为重。”白建所掌的骑兵省的位置更居首位，加之擅长管理兵马，且能恪尽职守，“荣宠之极”。有“并州赫赫唐（邕）与白（建）”之美誉。《新唐书》载：“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于是，白建一族从太原阳邑迁陕西韩城。
自白居易十世祖白邕担任“太原太守”，并受封为“阳邑侯”之后，“阳邑”一直是白邕、白建家族的世居之地。因此，白居易的原籍就是太原府的阳邑县，即今太谷县阳邑村一带。
白建晚年携带幼子士通迁居陕西韩城，以后几代又移家华州下圭，但白建在阳邑仍留下长子君恕、次子君敏看守家业，他们的后裔，人丁也很旺盛。白居易和其弟行简分别排行“二十二郎”“二十三郎”，可能就是与故乡同祖兄弟的总排行顺序。
如今，太谷县阳邑村、大白村，东、西郭里，回马村和胡村等地，都有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白姓家族村民，其中胡村白氏祠堂依然存在，特别是大白村有名为“大白窝”的老坟场，就是白氏在阳邑的祖坟。“大白窝”占地30余亩，原来曾立有碑楼、石人、石羊、石虎等，是一处规格很高的墓地，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被摊平。村民们讲，这里埋葬着白侍郎等白氏先祖，而白侍郎他们认为就是太原太守白邕。可惜的是，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等原因，太谷白姓家族的家谱等史料大部分也散失、毁灭，但他们之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白建长子君恕、次子君敏的后裔，与白居易同出一祖。
民国《太谷县志》记载，唐代，凤凰山酎泉寺庙宇“毁于火，遂为白将军所据，立家祠”。唐代以前，酎泉寺就建有寺庙建筑，唐代时，发生了一场大火，庙宇被烧毁，随即有位姓白的将军在此废墟上修建了家祠以祭祀先祖，但白将军的名却没有提及。到了宋代政和年间（1111—1115），祠堂被道士改建为道观，起名隆道观；金皇统元年（1141），凿石建楼，又易名为隆道宫。元、明两代，酎泉寺一直为道士所居。到了清康熙年间，才易观为寺，并因酎泉而改名酎泉寺。我们分析，当初白将军家祠祭祀的就是白氏始祖白起。唐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氏后人名人辈出，此时无论在陕西，还是在山西的白氏后人在其祖籍地阳邑修建规模宏大的家祠成为可能。同时，白氏先祖白起曾坑杀赵国40万降卒，被人称为“人屠”，罪孽深重。白氏后人如果公开在原属赵国的阳邑建立祭祀白起的家祠，定会遭到民众的指责，甚至家祠还会遭人毁坏，所以白氏后人和历代文人刻意隐去了白氏祖先和有关立祠后人的真名实姓。
清乾隆四年《太谷县志》在记载的酎泉山八景诗之中，有一首武一韩写的《松岭秋风》，诗中写道：“曲磴精庐上，引年秦大夫。一时封爵贵，千载性情孤。偃盖童童匝，秋涛谡谡呼。林花非不艳，柔脆气何奴。”这首诗很特殊，与其他七首以描述景物及抒发作者的感怀为主的诗大为不同，该诗分明主要是在写一个人物，即“秦大夫”，而“秦大夫”即是指“白起”。当时，武一韩作为太谷的本土人士和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描写酎泉八景时，将这个史实融入诗中，抒发了心中无限的感慨，他感叹白起“一时封爵贵，千载性情孤”。当然，武一韩不会冒历代白氏后人的忌讳，公开点出白起的名姓，但诗中所写已非常明白。
唐代以后，有关白氏家祠的情况再无文献记载。我们推测：白氏即使如此刻意隐讳，白氏家祠仍然遭到民众的反对，所以到了宋代白氏家祠就逐渐废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