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管晏列传》是齐国两位宰相管仲与晏婴的合传，一位是兴国之相，一位为承平之宰，晏婴晚管仲百余年。
司马迁借传主管仲之口讲述其与鲍叔牙“管鲍之交”的故事，提出“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的观点，对管仲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却着墨不多。
司马迁通过对比方式展示管晏的不同：管仲任相，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晏婴任相，君行正道，顺（君）命而为，（君）不行正道，则斟酌办理（君的指示）。
管仲富于公室，有三归、反坫，奢侈僭越，司马迁没有提及管仲的后代，却写了鲍叔牙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晏婴力行节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三世显名于诸侯。
司马迁一边评价“管仲世所谓贤臣”，一边借“孔子小之”，说孔子认为管仲格局不够；对于晏婴，司马迁却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如果晏婴在世，我做他的车夫，也满心欢喜对他仰慕有加。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任鲁国大司寇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他都非常慎重，为避免差错，孔子将判词与别人共同讨论，对讨论结果他会择善而从，不独断专行。
而孔子在撰写《春秋》时，他认为该记入的事一定要写，该删削的内容则勿需保留，即使像子夏这样长于文辞以文学列于孔门十哲的弟子，也不容置喙。
后世称孔子写《春秋》，“一字之褒荣于黼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一字褒贬，微言大义，这种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被称做“春秋笔法”。
司马迁写《史记·管晏列传》，通过阅读两人的著作以察其言，通过两人的轶闻趣事以观其行，口无臧否，皮里春秋，令管晏之别立显。
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其《管仲论》中提出：“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苏洵说：管仲死后，桓公重用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最后死于三人之乱，导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争斗不休，其祸蔓延至齐简公时代才得以平息，这期间齐无宁日。获取成功并非在成功的那一天，必有其源头；祸端兴起也并非灾祸来临的那一天，可查其端倪。齐国的兴起不在于管仲，而在鲍叔牙；齐国的衰乱不在于竖刁、易牙、开方三人，而在管仲。
苏洵举“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为例，认为“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讽管仲生前没有举贤自代，否则管仲的去世不会对齐国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
苏洵引舜受禅后流放四凶，孔子任鲁国司寇诛少正卯的案例，认为管仲如生前将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除掉，在他死后三人不会酿成齐国之乱。
《晏子春秋》记载，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是侍奉齐景公的勇士，三人居功自傲，齐景公二十年（公元前528年），晏子“二桃杀三士”，设局除掉三人，为齐景公消除后患，晏婴又向齐景公推荐了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田穰苴。
与司马迁的春秋笔法不同，苏洵执笔直陈己见：贤人治国容易造成因一人而兴国，因一人而亡国的悲剧。
太史公春秋笔法隐藏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