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真是红颜祸水？起码有一半是冤枉了，真实的贵妃是艺术家】杨贵妃(719—756)，名玉环，又名太真，是唐古玄宗的宠妃，一位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一干多年以来，人们对她的评价很不一致一一贬责的与同情的都有，而贬责的似乎更占主流。
《新唐书·玄宗本纪赞》对杨贵妃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传统看法。它说：“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宗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政权)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被杀)，韦氏(中宗皇后)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由强盛而走向衰落，一蹶不振；史官对此明确指出，这应由一个“女子”(杨贵妃)来负责。还有不少古代乃至现代的学者也有相类似的看法。晚唐诗人李商稳《马嵬》诗：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说马嵬之变，红粉成灰，是咎由自取：如果玄宗知道女色(杨贵妃)能倾覆国家的道理，就不会招致马嵬之难了。明人有诗说：“骊山举火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更直指杨贵妃是迷惑人君、祸害家国的祸水。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叙述马嵬兵变事件，说杀了杨国忠、杨贵妃，把“两条祸根拔去了，算是平息众怒”也指斥杨贵妃是“祸根”，民愤很大。
其实，这些说法，中心思想都是“女色亡国论”，是流传千古的陈言烂调。鲁迅曾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 文中指出：“关于杨妃，安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是由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真是太长远了。”鲁迅的见解是很对的。近代也有一些诗人、词客，同情杨贵妃的不幸遭遇，并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其咎不在杨贵妃。如清代诗人袁枚《再题马嵬驿》四首中的一首云：“不须铃曲怨秋声，何必仙山海上行？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诗人认为安史之乱，马嵬之变，是由于宰相任用非人，政治腐败，昏乱所致：假使玄宗能任用像姚崇这样的贤臣作宰相，马嵬之变便不可能发生了。以上比较公允的论调，虽然是出自少数人，但对拨开“女色亡国论”的迷雾，却很有作用。
有不少史传认为，由于杨贵妃、杨国忠这一家族骄奢荒淫，祸国殃民，所以激起马嵬兵变。事实是如此呢？
马嵬之变这幕剧，是由扈从禁军主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导演和亲自指挥的，是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一次争夺国家权力的zheng变。其后是太子李亨。
《旧庸书》和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等书都认为马鬼驿事件是自发的，是因“士兵不得食”，“饥而愤怒”所致。《资治通鉴》也说“至马巍驿，将士机疲，皆愤怒，”因此“军士围驿，”玄宗“令收队，军士不应”云云。这种记述，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一、 这次事变，是有政治目的的，那就是要铲除杨家兄妹，消灭杨家势力。须知杀杨家兄妹，并不能解救饥疲；而且杀了之后，士兵们马上服从指挥，继续前进，可见不是因为饥疲。二、由长安到马嵬驿，路程不过百余里；所需时间，不过一天上下，纵使饥不得食，情况也并非很严重，何至要发动不能解救饥疲的兵变。三、玄宗等人撤离长安，并不是在十分仓促狼狈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在头一天早午晚上，曾“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饬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到第二天乙未才启程。又是选良马，又是给禁军厚赐钱帛，难道在逃难时，竟然会不知道带钱帛和粮食(钱帛也可购换粮食) ?四、当时扈从的禁军不过三千多人，要解决这支小队伍三两天内的粮食，难道也会毫无办法?因此饥疲激起兵变之说难以成立。
立意要铲除杨国忠，并付诸行动的是陈玄礼，这在《旧唐书·玄宗纪》已经说得很明白：“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安禄山)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无不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杀掉)。”《安禄山事迹》也说：“行在都虞侯陈玄礼领诸将三十余人带仗(带着兵器)奏曰：‘国忠父子既诛，太真(贵妃)不合供奉”这简直是以武力逼迫了。《旧唐书·王毛仲传)附载的陈玄礼事迹，更进一步说出陈玄礼诛杨国忠，不果，竟于马嵬斩之。”逃难到马嵬，玄宗全靠陈玄礼保护，这是个难逢的好机会，自然要下手。
陈玄礼不过是统率禁军的一员武将，他也自知杀杨国忠，并不可能取代他的右宰相职位，而且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勇气呢？那是因为他早已与大宦官高力士有密切的勾结，投靠了高力士；高力士实际上已控制了禁军。陈玄礼杀杨国忠，除了有高力士大力支持外，还事先得到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的同意。这在《旧唐书·杨贵妃传》里也说得很明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
有人说，安禄山之所以得到极大的宠信，身兼三镇的节度使，掌握着最大的兵力，终于发动叛乱，主要由于得到杨贵妃的提挈和庇护。这也与事实有差距。安禄山得到这么大的权力，是由玄宗自己做主的。玄宗相信了奸相李林甫的谗言，对汉人将帅不大信任，而认为用胡人为边镇将帅，比较可靠。因为胡人没有学识和文化，没有党羽和部落，畀以重任，他们只会感恩图报，不会作反。安禄山是胡人，加上他狡黠善逢迎，又用重贿收买了玄宗的亲信，很得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所以不次拔擢，宠信不疑。安史之乱是玄宗晚年沉溺声色，懒理朝政，专宠奸臣，令朝堂混乱，最后导致唐朝统治力下降，使个别地方军政实力膨胀造成的；把这个祸乱的罪责推到杨贵妃身上是不客观的。
杨贵妃颇有一些特长。《旧唐书·杨贵妃传》说：“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又据《杨太真外传》等稗史所记，杨贵妃善弹琵琶，“诸王、 郡主、妃之姊妹皆师妃(以妃为师)，为琵琶弟子。”又说：“妃善击磬(用石或玉或金属制的乐器)，多新声，虽太常梨园(朝廷设立主管音乐歌舞的官署)之伎(艺人)莫能及之。”杨贵妃又善吹玉笛。她最擅长的舞蹈是《霓裳羽衣舞》和《胡旋舞》。她对自己的舞艺很自负，曾对玄宗夸赞自己的《霓裳羽衣舞》可以压倒古代所有的舞蹈。
《全唐诗》和《唐五代词》都载有杨贵妃撰的《阿那曲》词一首云：“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这是赠给她的随身侍女张云容，赞美这个侍女轻盈妙丽的风姿和舞态的。写得轻倩藻丽，形象生动，颇见才思。
这样说来，杨贵妃是不是完全没有过失呢？那也不尽然。她是一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宫廷贵妇，过的是极端骄奢荒淫的腐化生活，并与安禄山有着暧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杨太真外传》《安禄山事迹》《开元天宝遗事》等稗史都有记载。
可见，杨贵妃是一个聪慧有才华而在生活作风上有过失的宫廷贵妇，也是有成就的歌舞家、音乐家，又是一个词人。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她是一个中间人物：不应把她看成是“祸水”，或反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