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在江西清江县一个官舍里，王安石出生了。若干年后，他将成为北宋历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政治上，他发起的“王安石变法”深刻影响了赵宋王朝的走向；文学上，他的散文和诗歌创作都有杰出成就，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学术上，以他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与张载、二程的学派鼎足而立。
《王安石文集》
王安石在宋代历史上举足轻重，同时争议极大，直到今天都有人为了他的历史评价争论不休。宋人讲过很多王安石的段子，在这些段子中，王安石既勤奋博学、精明强干、淡泊名利，又固执己见、争强好胜、不讲卫生，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
《王安石年谱长编》
大约王安石去世后不久，有个关于他的小名的故事开始流传，且颇涉神异，亦能反映当时王安石在宋人心目中的形象。据说在王安石即将出生的时候，他的家人看到有一只獾突然闯进了产房，还没来得及捕捉，这只獾就消失不见了，正在此时，王安石呱呱坠地。由于出生时的“獾兆”，家人给王安石取了一个小名“獾郎”，有时又叫做“獾儿”。
獾
王安石出生时的“獾兆”故事有比较明确的信息源，据南宋邵博记载，王安石小名獾郎这个故事，是傅尧俞讲的（傅献简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傅尧俞（谥献简）比王安石小三岁，不到二十岁就在庆历年间考上进士，曾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官，和王安石曾经是好朋友，因此对王安石早年的私人生活有详细了解，是可能的。
《邵氏闻见后录》
虽然傅尧俞曾反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措施，直言“新法世以为不便”，但他并不是一个爱传谣的轻浮人物，《宋史》评价傅尧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设城府，人自不忍欺”，就是说他为人厚道稳重，不爱多话，而且没有城府。邵博特意点出王安石出生时的“獾兆”是出自傅尧俞之口，就是为了增强这则故事的可信度。
两宋之际的词人叶梦得也记录了王安石与獾的故事，并且补充了另一个证人——蔡卞。据说有人向蔡卞求证王安石出生时有“獾兆”这事靠谱么，得到的明确回答是“有这事儿”。（世传公初生，家人见有獾入其产室，有顷生公，故小字“獾郎”。尝以问蔡元度，曰：“有之。”——叶梦得《岩下放言》）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也是王安石新法支持者，经过他认可的传言，看来并非杜撰。
王安石出生时的异象，说明他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多王侯将相、名贤文士出生时，都要有一点不同于常人的神奇征兆。比如刘邦出生之前有蛟龙盘旋在他母亲身上；赵匡胤出生时有红光满室，异香扑鼻；李白因为出生时母亲梦见了长庚星，所以名为“太白”；文天祥出生时祖父梦见一个小孩乘着紫色的祥云降下，因此小名“云孙”。王安石作为两度为相，发起熙宁变法的政坛英杰，出生时有“獾兆”，也是名人传说的标配了。
但是不同于别人出生时的龙、红光、长庚星、祥云这种传统祥瑞，王安石出生时闯入产房的獾，只是一种常见动物，特点是穴居山野、昼伏夜出，且性情凶猛。在宋代，獾儿肉还经常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开封的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都经常有獾儿野狐肉卖，而且价钱不高，属于随处可见的平民小吃。据《东京梦华录》卷之二《州桥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 肉、干脯、玉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卷之三《马行街铺席》：“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燋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可见，王安石的“獾郎”之名，也算不上什么寓意吉祥的美名。
《东京梦华录笺注》
《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国学文库简体横排本）
王安石名叫“獾郎”，有时候也被引申为天上的野狐精，可能因为獾和狐狸在古人的观念里是经常并称的同类，甚至獾儿野狐肉在开封夜市上也是一起卖的。根据蔡京之子蔡絛的笔记《铁围山丛谈》，他曾经听一个人说王安石是“上天之野狐”，因此“无后”（应是指王安石长子王雱早逝、次子王旁又有精神病，并非没有后代）。蔡絛“默然不平”，可能对“上天之野狐”这个说法感到难以置信，就回家告诉父亲。他的父亲蔡京是王安石女婿蔡卞的堂兄，应该是比较了解王安石的情况，没想到他父亲说“有是哉”，并向他补充了更多细节。
据蔡京说，有个叫李士宁的异人，某天在开封府的醴泉观，独自倚着大殿前的栏槛柱子，看着卿大夫们络绎登阶拜北神，忽然看到一个衣冠卿士，就上前招呼：你不是獾儿吗？这人向李士宁行礼，正是王安石。李士宁告诉他再过些年就要当宰相了，努力吧。（ “汝从此去，逾二纪为宰相矣。其勉旃。” ）李士宁早年出入王安石家，自他出生时就认识了，所以叫他小字“獾儿”，后来果然王安石当了神宗朝宰相。蔡京给儿子讲李士宁称呼王安石“獾儿”的故事，是为了补充“天上野狐”之说，可见獾儿和野狐在他们看来是差不多的动物。
《铁围山丛谈》
蔡絛还另外记载了苏轼称王安石为野狐精的故事。据蔡絛《西清诗话》，元祐年间，苏东坡奉祠西太一宫，见到王安石旧诗：“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苏东坡久久注目，感叹道：“此老野狐精也。”苏轼把王安石称作野狐精，有惊叹其文字新奇之意，应该也含有讥讽其落入邪僻的意思，在佛教故事里，野狐禅为错解的佛法，而且苏轼有诗“何似东坡铁柱杖，一时惊散野狐禅”。
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里也讲过王安石和獾的故事，认为“獾儿”是“文字之祥”，认为有此祥瑞的人会以文章名世。据说王安石出生时，“有獾出于市”，有个头上经常戴着花的道人，来拜访王安石的父亲，说：“这是文字之祥，这个孩子未来会以文名天下。等他当了执政，我还会来见他。”王安石的父亲把道人说的话记录在书册上，后来果然应验。等王安石官拜宰相，这个戴花道人果然来见他，说：“从此你会更得君主信赖，但千万不要复仇。”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何意，道士说：“您的前身是李王啊！”李王是指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兵败投降宋朝，被俘虏至开封而死，对赵宋有仇恨，戴花道人说王安石的前世是李煜，因为他们都有文学之才，且王安石变法将会导致北宋败亡，乃是为李煜报亡国之仇。赵彦卫是个宗室，赵匡胤的弟弟赵廷美的七世孙，对于王安石是李煜转世的说法，可能有赵家人自己的一番情绪。
《云麓漫钞》
王安石“獾郎”这个小名以及相关的传说在南宋流传甚广，也反映了当时人对王安石变法的负面态度。南宋人的诗文中常以“獾郎”为典故来称呼他，例如刘克庄诗：“獾郎一肚皮《周礼》，浪说求田意最高”，意思说王安石虽然精通儒家经典，著有《周官新义》等，但他施政措施的着眼点却是求田问舍，搜刮民财，这也是讽刺他落入了邪僻。宋代以后很多人都觉得王安石要为北宋的灭亡负责，所以经常在诗中用獾郎来批评王安石，例如元代诗论家、《瀛奎律髓》作者方回评价王安石：“力引豺狼噬九州，獾郎于世果何雠”，认为王安石招引奸人，败坏了朝政；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有诗咏宋代著名大臣韩琦的祠堂，末句感叹“何事裕陵亲政日，翻将国事付獾郎？”认为神宗亲政后任用王安石是北宋走向覆亡的源头。
《刘克庄集笺校》
王安石小名“獾郎”或者是野狐精的传说，流露出宋人对他的复杂情绪。时至今日，虽然学术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但不至于再拿“獾郎”这个名字来讥讽王安石了。社交媒体上也能看到历史爱好者中有些王安石的粉丝言必称“獾郎”，这往往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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