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春秋原文及翻译 春秋原文与译文

公元前八世纪末至公元前五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对于亚洲腹地的黄河、长江中下游两岸、西起陕甘东至太平洋西岸的区域来说,是一段并不乐观的岁月。用最简洁的笔触将这段岁月记录下来,便成为一部名为《春秋》的著作。此后,人们又以这部著作的名字来命名这两个半世纪,称它为“春秋”。“春秋”是“春夏秋冬”的省写,是度量“时间”的单位,所以,《春秋》是一部“时间之书”,记录的是来来往往的岁月里所发生的种种。有自然现象,虫害(蝗虫、甲壳虫、能化蛾的蠕虫,种类不一)、下霜、暖冬、山崩、流星雨,还有三十几次日食,绝大多数能用现代科技验算证实,还有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也记社会现象和政治事件,修筑城郭、举行祭祀、国际会议、高层互访、领导人即位、列国通婚(以及婚姻破裂)、叛逃和谋杀,还有几百次战争(有宣战的,有偷袭的,还有暴乱、内战、攻入城邑、消灭国家,种类不一)。这些加在一起,总共用了一万六千多字。(《春秋》古本比这多一千多字,今已不存。)

《春秋经传集解》书影,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刊本

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因为每条记录没有几个字,像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而且各条独立,初看起来,仿佛前言不搭后语。从《春秋》记录信息的密度来看,不写成这么简略是不可能的。

尽管极端简略,《春秋》却还是有立场的,它不止是事实的堆积。当时这片土地,大致可以由内而外划为三层:周王室——诸侯国——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春秋》不是周王室写的,也不是四夷写的,而是诸侯国里的鲁国写的,是鲁国史官所记录的国家历史。所以,《春秋》记事情,都是以鲁国为中心,涉及与鲁国友好或敌对的国家,涉及鲁国生存其中的环境和世界、涉及当时的诸侯霸主和周王室。《春秋》记事的视角和口吻,也是鲁国的,带着鲁国人的感情、好恶和是非判断。

比如鲁桓公六年,北戎攻打齐国。齐国向各国求援,各国大夫纷纷率军前来。列国的军队中,郑国的公子忽功劳最大,他大败戎军,擒获了戎人两个主将,并斩获戎军甲士三百人的头,都献给齐国了。为答谢各国援军,齐国人送来食品,请鲁国人帮忙排序分发。鲁国是周公旦的后裔,历史悠久,对周礼特别熟悉,也特别讲究,就理所当然地按诸侯分封的先后和爵位排序。这样做得罪了郑国人,因为郑国是西周末周宣王时候才建国的,自然排在了末后,可是他们的功劳又大,心里很不平衡。四年后,郑国便纠合齐、卫来打鲁国,要出这口气。于是,鲁国人在《春秋》中写道:“齐、卫、郑来战于郎。”这一句话里,是非和态度,都已经说清了。不用“侵”、“伐”等字,而说三国“来战”,便是指出鲁国本身并无错处,是那三国主动打上门来的,错在他们。本来,《春秋》记录军事行动,一般以为主者居首,这次本是郑国纠集齐、卫,鲁国却特意将它记在齐、卫之后,这仍是按周朝的班次排序,意在重申鲁国的排序原则,否定郑国妄自尊大的做法。

周公

又比如,《春秋》有“内讳”的笔法,对于本国出丑的事情,或者用曲笔表达,或者干脆不说。比如:襄公三十年,宋国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损失惨重,连国太夫人(就是鲁国嫁过去的伯姬,因为这事成为后世模范妇女的代表)都给烧死了。当时诸侯间有“恤邻救灾”的义务,于是,这年冬天,列国的卿大夫便集会讨论援助宋国。大家一开始本来宣称要捐款给宋国的,结果会开到最后竟都没有兑现。于是《春秋》中写道:“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这些“晋人”、“齐人”甚么的,在《左传》里名姓俱在,都是各国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春秋》之所以只称他们为“人”,好像无足轻重似的,是讥讽他们,意在贬低这次集会的意义,因为大家说完漂亮话,都不讲信用。后面加一句“宋灾故”,便平静地道出了批评他们的原因:他们打着救灾的旗号集会,结果仅止于集会而已,其实没为宋国做甚么。但是,根据《左传》,鲁卿叔孙豹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春秋》却放过了他,没有写“鲁人”,这是为本国隐讳,写得好像鲁国人不曾参与这次口头救援大会似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如果《春秋》换了其他国家的人来写,一定还会记下许多鲁国《春秋》里所没有的事情;即使记录同一件事,由于立场和态度不同,面貌也一定不会与鲁国《春秋》雷同。

巧得很,那时候真有很多国家在作“《春秋》”呢。孟子曾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这便是说,晋国、楚国都有类似的著作传世,被一百多年后的孟子看到了。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或叫做“乘”、或叫做“梼杌”,不以“春秋”为名罢了。

孟子

类似的话,墨子也曾说过。他曾引用周、燕、宋、齐等国“《春秋》”中的故事,来证明鬼神是真实不虚的存在(见《墨子·明鬼》)。不过从他引的故事来看,似乎周、燕、齐、宋的“《春秋》”都要更详细一些,唯独鲁《春秋》最为简练。

于是,我们才明白,那时各国的史书,大都叫做“春秋”,这是史书的通名。至于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这是它们在某些国家的特定名字。

这真是太妙了:晋国是那时的超级大国,好比今天的美国,它的活动影响着诸多国家的生存质量和前途命运;楚国是新崛起的南蛮国家,喜欢以蛮夷自居,有着非常特异的文化和习俗,又有与晋国全然对立的利益和立场,长期与它竞争。如果把超级大国的《乘》和南蛮强国的《梼杌》,拿来同鲁国的《春秋》比照来读,参以墨子所说的各诸侯国的《春秋》,还有王室的“周之《春秋》”,展现出来的内容,不知道将有多么丰富!

但是很可惜,晋之《乘》、楚之《梼杌》,还有列国的各种《春秋》,并没有完整保存到今天。这些东西,在战国的诸子作品中,偶尔也还会有几句吧,不能说彻底消失了。作为完整作品流传的,却只有鲁《春秋》。

这样,鲁《春秋》也就显得格外宝贵,它成为反映这两个半世纪历史的唯一完整、连贯、信实的实时记录了。这也就是为甚么“春秋”后来成了鲁国《春秋》的专名,而后世的人们又用这部书的名字来标识这两个半世纪的原因。

鲁《春秋》没有像晋之《乘》、楚之《梼杌》那样销声匿迹,实在是托了孔子的福,这是孔子的重大文化贡献之一。

孔子是大教育家,正式注册过的弟子就有三千多。他给学生上课,诗、书、礼、乐都是主干课,这是当时贵族子弟普遍要受的教育。在孔子以前,官方办学的主要科目也是这些,培养的是品格良善、容止端庄、敬重传统、治国知识丰富的恺悌君子。到了孔子这里,便沿用了这些课程,只不过把教育的范围扩大到贵族之外,凡交过学费(“束脩以上”,十条或十条以上的干肉)的,不论甚么出身,都可以来学。

《圣迹图》之《退修诗书》

《春秋》也是孔子教学的科目之一,却是孔子晚年新开发的一门课程,跟“诗”、“书”、“礼”、“乐”不太一样。

《诗》和《书》,前者是当时的“红歌”、“怀旧金曲”之类,主要讲的是“文王之德”,是周朝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有点像我们今天学的“中国革命史”;后者是尧、舜、禹、商汤、周武、周公等各位伟大导师的重要讲话汇编,讲政治思想和治国原则,有一点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哲”、“毛概”、“邓论”,是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学了这些,对于美德、善政便有了认识。再加上行动的规范(礼)和音乐的陶冶(乐),人就成长为未来政治生活的可靠后备力量——君子。

可是,到了孔子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故多极了,看看一万六千多字的《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天灾人祸,不可胜计。以往的正面经验好像不够用了,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君子”们也有些应付不来了:鲁隐公打算让位给自己的弟弟,弟弟却听信谗言,对哥哥下了毒手;热衷于“仁义”的宋襄公,打不过道德意识并不强烈的楚国南蛮子;先进的周文化,顶不住戎人、狄人野蛮落后的暴力;坚守道义的公子急和公子寿,最终死于阴险的弟弟和淫乱的父亲之手;像孔子这样的大学者、大教育家,日子也是过得灰头土脸,东奔西走,好不狼狈……在这个世道下,死守《诗》、《书》的教义,就会吃亏,成为全面崩坏的社会的牺牲品,甚至要搭上性命;而一味随波逐流则会堕落,而且同样能够丧命,落得既悲惨又可耻的下场。严酷的现实是这样令人惶惑,又使人不得不作出选择。开一门讲解时代生活的课,真正是当务之急。

于是,孔子从鲁国史官写的《春秋》中撷取了最近两百多年的记录,以此为纲要,来讲授“鲁国及世界现当代政治生活”。从两百四十年前的鲁隐公开始,一直讲到最新最新的时事政治。那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各国兴衰成败的原因,历史人物、各国政要的功过和人品,紧要关头的决策得失……孔子一件件讲给学生们听。学生们就从具体事相中来理解时代、理解正义、理解人在时代中的命运,理解甚么是对、甚么是错,思考在这样的时代里怎样作一个君子。鲁《春秋》就是这样得以流传下来的。

《春秋左传》书影,孙月峰评点,明万历年间朱墨套印本

课的具体上法,大概是这样:先读一句《春秋》,然后就要解释——这句话记录的是件甚么事?《春秋》为甚么要记这件事?史官为甚么要用这样的词句来记这件事?偶尔还讲:某年某时还发生了某事,《春秋》里却没有记它,这是出于甚么样的原因。不讲清以上这些问题,《春秋》那超级简练的正文是没法读懂的。

举几个简短的例子来说吧:

《春秋》记鲁隐公二年冬天,“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这是件甚么事呢?“纪子帛”是纪国的卿,字子帛,他和莒国的国君在密地结盟。可是,为何《春秋》要记录这件看起来跟鲁国人毫不相干的事呢?原来,纪、莒两国都是鲁国的近邻,莒国跟鲁国敌对,而纪国跟鲁国友好,鲁国的一个女儿还刚刚嫁了去。所以,纪国的子帛这是在为鲁国效力,跟莒国结盟,是为了调和鲁国、莒国的关系。鲁国人因此将这事记了下来。那么,鲁国人在记录时,为何要把纪国的大臣排在莒国的国君前头呢?要知道,这并不合乎那时的惯例:君尊臣卑,行文上也以先君后臣为常。这是因为,子帛是为着鲁国的利益而奔走,所以鲁国人直是将他当作本国的代表来记录了,当然是像记鲁国的外交事件那样,本国代表写在最开头了。而且,行文中称子帛的字而不称他的名,这也是对子帛尊重和表彰的意思。

《春秋》的行文往往是这样,在一两个字之中表达出对人物、事件的褒贬,非常简洁,却又异常准确,将是非善恶都表露无遗,所以前人才说它“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也因此,非经老师的讲解,便很难明白其中的深意。大概因为鲁国是礼乐的发明人周公的后裔,鲁国的史官具有极深厚的修养,所以作出的史书才会这样法度森严吧。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正文经过孔子修改的结果,那些富有深意的字眼儿,是孔子加的,解释出来便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后世讲《春秋》的经师甚至有“不修《春秋》”一说,即是说,今本的《春秋》是孔子修订过的,以前还存在过未经孔子修订的《春秋》底本,它就叫“不修《春秋》”。孔子是否真的修改过《春秋》,而且还是从寄托微言大义的角度修改过《春秋》,这个问题到如今还是有争论。不过,不论是史官写的,还是孔子改的,《春秋》的字里行间往往有极深的意味,这是肯定的。

《春秋》书影,清道光年间内府朱丝栏精写本

又比如,《春秋》鲁隐公七年有“夏城中丘”四个字,夏天修理中丘地方的城墙,这种事为何要记下来呢?《春秋》的一条惯例,是“常事不书”,若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工作,不会像流水账似的没完没了地记它。加固城墙本来也算是一项经常的工作,现在必定是有特殊之处,才记下来的。原来,夏天是农忙时节,一般不会大兴土木,怕妨害农功,所以,史官把这事记下来,是记它的“不时”——城墙修得不是时候。

再比如,前面举过桓公六年郑国、齐国、卫国联合伐鲁的事,还有襄公十三年诸侯大会援宋的事,《春秋》正文只是“齐、卫、郑来战于郎”、“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这么两句话,若没有详细的解释,是无论如何看不懂的。

好在孔子的学生们可以听老师的讲解。孔子十五岁就有志于学问,信而好古,历史资料掌握得很多。后来问礼于周室,周游列国,观察过各国的风俗世相,结识过不少学者、政要和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读到过各国的官方文献,也打听得许多遗闻掌故。这些,孔子常在上课时讲到,很能增进学生们对《春秋》的理解。

孔子的讲义,他当时并没有写下来。但是,他所讲的,在学生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子身后,学生们仍把《春秋》这门学问代代相传。起初是口耳相传,由于不同的弟子所学所记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便形成不同的《春秋》流派。后来陆续写定成书,就形成了三部讲解《春秋》的著作:《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我们称它们为“《春秋》三传”。

“三传”中,《公羊传》、《谷梁传》成书较晚,是汉代儒师用秦统一以后的新体文字写成的,故被称为“今文”。而《左氏传》成书很早,大约在战国前期就已经定型,先秦诸子多有引用它的痕迹。它历经秦火,未曾亡失,又被汉代人重新发现和整理。被发现之时,它是用秦统一以前的六国文字写成的,所以叫“古文”。

《春秋公羊传注疏》书影,明万历刊本

就内容来讲,《公羊传》、《谷梁传》多讲“义理”,重视《春秋》所包含的思想、原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注重揭示《春秋》字里行间所蕴藏的褒贬劝惩的不同态度,所谓的“春秋笔法”。而《左氏传》更重史实,讲述《春秋》所记录事情的来龙去脉,翔实流畅,对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叙述,总是丝丝入扣,表里俱见。

其实,在经学的历史上,关于《左氏传》是否是以解释《春秋》为目的,长期争讼不绝,汉代的今文家就不承认它,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一致的结论。[1]

然而,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的是,不论《左氏传》著作的初衷是甚么,在今天,要认识春秋时代、要理解《春秋》这部著作,是绕不开《左氏传》的。它提供给我们基本的史实、历史的主要线索、重要家族的世系,还有丰富的历史细节、礼仪制度和政治人物的传闻逸事,也保留了大量当时人的政治言论和学术观点。因此,《左氏传》也是“三传”中篇幅最大的,有近二十万字之多,是我们理解《春秋》、《老子》、《论语》等著作所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

《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特有的文学价值。其中无论是大事的原委,还是短篇的小品,措辞都优美传神,叙述也井井有条,是先秦古文的经典范本。

《春秋谷梁传注疏》,明万历刊本

然而,读《左传》的一个难处,在于它的篇幅太长,不易通览。所以,历来就有不少《左传》的选本。远在战国楚威王的时候,便苦于“《春秋》”太长,所以他的辅导老师铎椒就编了一部《铎氏微》,号称是《春秋》的缩减本,使楚王能够用较少的力气通观古来成败兴坏的道理。后人便猜:《春秋》只有一万多字,怎么就会太长了呢?对了,想来这所谓的《春秋》,就是指的《左氏春秋》啦,而《铎氏微》,大概就是由《左氏春秋》脱胎而来的一部著作。当然,铎氏的做法可能又与后代选编《左传》有所不同,大概是一种侧重于反映政治智慧、政治经验的缩写或整体改编吧。

现在,我们也试图通过一鳞半爪的片段,一窥《左传》的风姿。这本小书中的十几篇讲义,讲解了《春秋左氏传》中的几十个段落,选文和讲解加在一起,所涉内容约占整部《左传》的二十分之一。由于篇幅所限,在选目上没有试图覆盖整个春秋时期的全部历史主线,而是尽多地照顾到春秋时代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力图体现《左传》的复杂面貌。选目中既有复杂、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城濮之战(《晋文公谲而不正》)、子产执政(《“人才引进”之道》),也有短章和小品,如邾文公的迁都(《何谓“知命”》)、介之推的归隐(《关于人生志愿的追问》)等等,总地来说以短章和小品为多。

每篇讲解的形式基本一致。一般开篇引有完整的繁体字原文,之后有逐句讲解。其中城濮之战一篇,由于原文篇幅过长,因此与其他各篇讲义的样式有别:在讲解时忽略了部分文字、句法问题,采取串讲的形式,力图展现战争全局的发展进程和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

张毅:《左传故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像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时间一样,人是会面临困惑的。子路曾经问过孔子:“您说管仲这人怎么样?他辅佐公子纠,跟齐桓公小白争位。公子纠失败被杀,一同辅佐公子纠的召忽便自杀了,可管仲为甚么不也跟着自杀呢?”过了一些年,卫国发生暴乱,子路正在那里做官,便不肯逃走,毅然留下来殉难了。

原思曾跟孔子讨论过甚么事情可耻。孔子死后,原思致力于学术,坚守道义,因而终身贫困。

从《论语》里,我们总是看到孔门弟子一个个鲜活的姿态、一种种不同的性情与时代的碰撞,以及由此所演出的不同命运。

读了《春秋》和《左传》,读者也许会明白,春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以及孔门师生怎样面对这个他们所不得不面对的时代。

《春秋》是一部“时间之书”,而时间,依然在我们身旁奔流。

注释

[1] 具体情况可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其中亦详细梳理了《左传》作者、著成年代等问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前言”,页22 – 41。

作者简介

张毅,辽宁本溪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先秦两汉学术、两宋文学,著有《左传故事》《陆游诗歌传播、阅读研究》。

本文刊于《古典研究》2016年秋冬季合卷(总第27、28期),系张毅老师为其著作《左传故事》所写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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