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哥特别爱笑，而且笑得特别，村里人无论年长年幼见到四哥，就一定能够见到四哥的笑。四哥笑时，上身微微前倾，眼睛始终不离对方的脸。但四哥的笑里绝没有卑躬屈膝的谄媚，倒让人觉得一脸的真诚。如果详细端详，你会发现四哥的笑决不是因心里高兴而发，在四哥的笑里很难找到高兴快乐的影子。但四哥的笑里潜藏着一种东西，是一种很难让人说清的情愫。就是这让人难以说清楚的笑，非但没有招人讨厌，倒还能勾起人们的几分喜欢。是先天的造就，还是后天的修炼，我不清楚，反正我很佩服四哥这笑的本事。
其实叫他四哥，并不是因为他排行老四。四哥没有兄弟姊妹，是千亩地里的一根独苗。据说，四哥的父母生下他时，四哥干瘪瘦小，父亲拿秤一称，正好四斤四两，于是父母就给他取名四四，村里人嫌麻烦赶口顺，干脆四舍五入，省去了后面那个代表四两的四，就叫他单名“四”了。推而推之，同辈人就叫他四哥。
然而，我第一次见四哥时，看到的并不是四哥的笑，而是他的哭。
四哥原先并不姓张，而是姓李，住在我们村以南五里的一个叫井沟的小村。这样，就是上溯五千年，我们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所以叫他四哥，是因为后来他迁居到我们村里，而且居然改姓为张。
对于四哥的改姓，虽然我极其反感，甚至十分鄙视，但对四哥来说，也实在是出于无奈。那年，我才十岁，四哥已经三十出头了，三十多岁的四哥一直住在那个不足十户人家的井沟村里。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就在这一年，四哥家里先后死去了父亲、母亲和一个三岁的儿子。三个亲人的死，把四哥打倒了，四哥大病一场。在亲朋的劝说下，四哥找了一个神汉占卜一番，神汉闭着双眼，手指上乱点弄一通后说：“不好，你家得罪了井沟村所有神灵，这村再住下去，还得死人。必须迁到正南五里的大村，才能避过此劫难。”四哥吓的面如死灰，缓不过气来。待神汉走后，四哥才慢慢定下神来。正南五里的大村，不就是刘家圪垛吗？刘家圪垛四百余口人，一色姓张，无一户杂姓。也从来没有接收过外姓的人，不过四哥实在没有退路了，为了全家，四哥决定去闯闯这道难关。
四哥苦苦哀求老支书，老支书说：“四哥的处境应该同情，只是张姓老祖宗有规定，村里不得接收任何外姓人，老祖宗的规定谁也不敢违抗，再说村里人也不会答应”。四哥哭了，哭得老支书的心酸酸的，老支书召集村干部商量这件事，四哥又哭，哭得村干部心都酸了，就是没人敢做这个主。四哥哀哀地哭，哀哀地求，村干部没法，只有答应四哥明天召开全体村民大会，一起商量这件事，才把四哥打发走。
第二天，听到喇叭里喊开会，我们一群孩子早早来到打麦场上看热闹。四哥早已来了，蹲在麦垛下，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通往打麦场的路上，有几份焦急，又有几分忐忑，见来的人差不多了，老支书走在麦垛旁，把满身麦桔的四哥拉起来，向大家讲述了四哥的情况和要求。老支书的话刚说完，麦场上便炸开了锅。有的说，老祖宗的规距不能破，村里突然冒出个外姓人那算什么事。有的说，全村四百多口人都姓张，上有严严实实四大门，下有几十个分支，门有分户，家有所属，冷不丁掺进一个姓李的，往哪儿摆。大家七嘴八舌正吵着，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我循着哭声一看，只见四哥通地一声跪在地下，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挨个地乱叫，哀求大家救救他全家。全场人被四哥的哭声和跪求惊呆了，我们几个孩子惊得几乎傻了眼，麦场上顿时一片寂静。
沉默中，人群里走出一位长者，长者是村里的族长四爷，四爷走近四哥，迷着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好象仔细观察待买的牲口，大家的目光顿时投向了四爷，期待着这位族长的圣裁。这时，四爷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慢里斯文地说：“小伙子，我看这事也不难解决，前几天，我的一位远方侄子过世，因家穷，只有一孔破窑洞，家族里没人愿意过继给他，我这侄子虽然仅比你大两岁，但死者为大，如果你愿意过继于他，改姓为张，你就是我们大二门家的人了，那孔破窑洞也就归你了。”
我不知道四爷是故意刁难四哥，让他知难而退，还是真得想帮四哥，或者是真为他那位远方侄子的后继着想。反正，我觉得这条件实在太苛刻了，甚至有些荒唐，死者为大，也不能让同龄人去做他的儿子，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四哥连忙叫了声四爷，给四爷连叩了三个响头，竟答应了这件事。更让我吃惊的是磕完头的四哥站起来时，脸上竟堆满了笑，向老支书，村干部及村里人一一作揖，但我发现四哥的笑里没有喜悦，也没有激动，这笑里明显地在压抑着什么。四哥笑得那样得体，让大家感到十分的舒服，四哥这时的笑对我心灵的撞击远远胜他过前面的大哭和下跪。
第二天，在四爷的主持下，四哥带着老婆、女儿披麻戴孝来到大他两岁的“父亲”坟前，进行了祭祀，并对着坟头宣布改姓为张，又过了两天，四哥一家就搬进了那间破窑洞，成了我们张姓的一员，我便多了一位大我二十多岁的远房堂哥。
自此，我们村里就有了一张不知疲倦的笑脸，尽管老支书把原来的掏粪工换了下来，让四哥做了村里的掏粪工，但对这最脏最累的职业，四哥好象并不介意，整天挑着茅桶笑眯眯地出入于每家每户的茅厕。
在我们的家族里，我这一辈辈份最小，四哥在我们这一辈中年龄最大，但我们仍然叫他四哥。这样，他除了比我少了几位哥哥外，和我一样头上顶着一百多位爷爷奶奶，叔伯娘婶。四哥不但爱笑，而且是一个十分嘴甜的人，没几天功夫，这么大的一族人，谁是爷爷奶奶，叔伯婶娘，甚至姑姑弟弟，四哥分得清清楚楚，叫得准确无误，即使比他年龄小的叔叔们他都不呼其名，一见面叫声叔叔，乐得那些少有人尊敬的叔叔们心花怒火，装腔作势拍拍四哥的头，学着大人的口气喊一声：“老侄，担轻点，别累着。”而那些年幼的姑姑们让他一叫，顿时羞得脸通红，咯咯咯笑着躲开。
四哥不管别人的态度，只是一如继往地笑，一如继往地叫，有一天，我终于发现四哥的笑只是见了人才会有的，人一走开，四哥脸上的笑马上就消失的无影无踪，而且脸皮沉重地下垂，显得有些灰暗，我想四哥的确笑的太累，叫的太累了。
四哥对工作的认真一如他笑的认真，谁家几口人，几天需要掏一回厕所，他都有详细的了解和周到的安排，他决不让任何一家茅坑内的粪便高于一半以上而使如厕时粪便溅在人身上。这一切他拼尽力气做到尽善尽美。目的就是让全村人真正从心里承认他、接纳他，使他尽快了与这个庞大的张氏家族实现完全的融合。
然而很快，四哥觉得这一切努力几近徒劳。村里人家的红白喜事几乎没有人邀请他参加，那些年长的人对他的问候也是敷衍应答，同龄人跟他开玩笑没边没际，根本不顾及年龄和辈份的忌讳，有些人的话损的让人难受，有些人的话客气的让人发慌，丝毫没有一家人的感觉。这时四哥想，自己得有个儿子，俗话说，儿假孙不假，只要他给张家生下一个孙子，就等于给他过继的“父亲”续上了香火，也许张家人一高兴，就把他当自己人了。
第二年，四哥还真生了个儿子，四哥每天盼望有人来贺喜，但至儿子满月，竟没有人登门道贺，就连当初提议他过继的四爷也只是路上遇见他时淡淡地问了一句“生啦？”，他忙笑着回答，“生啦！”这让他心里充满了失望。四哥万万没有想到，他为张家生了孙子，而在张家人看来就象鸡下了个蛋一样，自己不惜改姓为张家延续香火，而村里人却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
希望的又一次破灭，使四哥顿时心灰意冷，他内心有“另类”的孤独，有寄人篱下的苦闷，回到家里，儿子天真地朝他微笑，从儿子灿烂的笑中他看到幼年的自己。而自己现在的这种笑是心灵的变形，肌肉的扭曲，甚至是生命的耗损，他痛苦于这种笑，甚至痛恨这种笑，想到儿子的未来，他突然心惊胆颤，他实在不愿让儿子象自己这样笑着活一生。
四哥决心改变这一切，他突然想到了老支书。
机会终于来了。一场厚厚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山庄，四哥早早起床，拿着工具来到老支书的院子里，一锹一锹把厚厚的积雪堆了起来， 一遍一遍把院子扫的干干净净，支书被扫雪声惊醒了，扶起窗帘正见四哥忙碌着，对着玻璃笑嘻嘻地喊了声：“四侄，天冷，回来暖和暖和”，四哥慌忙直起腰，陪着笑脸说：“叔，不冷，你睡吧。”说话又忙乎起来。
四哥心里暖融融的。支书发现自己扫雪了，支书朝自己笑了，笑的非常温暖，支书叫自己 “四侄”了，叫的也很亲切，叫“四侄”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张家的地位吗？四哥心里升起了生命的曙光。
四哥庆幸自己的决定，甚至感谢自己的聪明，只要和老支书把关系搞好，村里人知道了自己与老支书的关系，自然就不会小看自己了，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也看到了儿子的未来，回家的路上尽管没有碰上一个人，四哥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第二年，我到外地上学去了，暑期回来，正好看见了四哥，四哥显然是一脸的笑，精神了许多。听村里人讲，四哥几乎包了支书家全部的活儿。老支书家的地四哥锄，庄稼四哥收割，老支书家的茅厕常常干干净净，老支书家的水缸时时满满当当。老支书见了四哥，总要笑嘻嘻地叫一声“四侄”。四哥还当过几次劳动模范，村里人都知道了老支书与四哥的关系，四哥脸上一年四季笑容满面。
四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村里等待分配，我想四哥也这样努力了四年，是否也应该有“毕业证”了，我几次找四哥，但他总是忙，一直没有见着。
就在这期间，老支书的儿子要结婚了，从订婚那天起，四哥就知道了结婚的日子。四哥想，支书一定会给自己送来一张大红请帖，这不但名正言顺成了张家的人，而且还是老支书的座上宾，这可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临近婚期了，四哥找到我，要我帮他借十元钱。他说：“村里人一般礼金是二十元，你说，我跟支书这关系，至少得三十元吧，只是四哥现在手头有点紧，还差十元，你就帮帮我吧。”我见四哥一脸的自信，一脸的荣耀，就帮他借了十元。四哥高兴地走了。
四哥一天天等着老支书的大红请帖，但到结婚的前一天，老支书还没送来请帖，四哥十分的焦急，吃饭不香，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到结婚那天，四哥在家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哥站在院子里，期盼有人突然进来，送上请帖，要不那怕是一句话也行。
在村里，我自然是大文人了，支书请我坐了礼房，这是一种极高的礼遇，我忙完礼房的事刚出大门，就看见四哥站在远处的地塄上，向我招手。我便赶了过去。四哥好容易挤出了笑容，急的连话都说不出来，当我告诉他老支书交给我的二百多户名单中没有他时，四哥傻傻地愣住了，随而眼圈一红，喉咙哽咽了两下，两行热泪泉水般涌出来。
四哥的痛苦感染了我，我安慰着四哥，让他等等，我去跟老支书通融一下。见到老支书我便编了一段谎话，说厨房洗碗人手不够，又都是年轻人，不稳重，碰破碗呀盘呀不吉利，支书见我说得有理，便答应了我新增人手的要求，当我提到四哥时，支书有些难为情，在我的再三坚持下，老支书终于答应了让四哥到厨房帮助洗碗。
为四哥争到洗碗的活，四哥非常高兴，也干的非常起劲。四哥洗碗又快又干净，洗好的碗整整齐齐摞了起来，别的洗碗工看见四哥出手快，不误事，就躲到外面打扑克去了。
四哥趁着空闲，来到礼房，掏出他仅有的三十元钱准备上礼。当他得知这次村里人的礼金已涨到六十元时，不好意思地把钱装了起来，急忙跑了出去。
这时的四哥完全忘了洗碗的事，只想着借钱，凑够六十元好去上礼，四哥喘着气，全村挨家逐门地跑，半天没有借到一分，最后只得厚着脸皮跑到原来的李姓侄女家，苦苦哀求才算凑够六十元。
当四哥借到钱跑回来时，院子里已乱成一团，原因是脏碗没洗出来，下一轮饭没法开，在农村这可是让主家丢人的大事。老支书雷霆大发，问四哥干什么去了，四哥不敢说是去借钱，只是说自己有点事。“你的事大还是老子的事大！”老支书怒不可竭，骂四哥猪毛栽不到羊身上，外姓人不安好心，有意搅和自己儿子的喜事。连推带骂把四哥轰出去。临出大门，四哥把手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下，飞也似的跑了，我走回礼房掏出来一看，竟是揉得折折巴巴的六十元钱。
晚上，我顾不得吃饭，跑到四哥的家里，只见四哥躺在坑上呜呜咽咽哭的很伤心，盖在身上的被子不停地抖动。四哥见我进来，慌忙止住了哭声看着我，是否要给我点笑，但用尽力气也没有挤出一点笑来，眼泪却不停地淌了下来……
不久，我便进城上班去了。听说，四哥病了，病的不轻，后来通过治疗有了些好转，又担起了茅粪扁担，但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第二年冬天，四哥送粪时连人带茅粪掉在了沟里，抬回家没几天就死了。临死前，他还一直嘱咐家里人，一定要把他埋在那位“继父”坟前儿子的位置上。
春节期间，趁回家探亲，我专门看望了四嫂和他们的儿子，四嫂是否更呆滞了，四哥的儿子惊奇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一脸的茫然……
我实在害怕将来在他儿子的脸上再看到四哥那样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