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和杜牧并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堪称超级“菊粉”，他常以菊花自况，借“菊”言志，留下数首脍炙人口的咏菊诗，深受读者喜爱。
公元813年生于河南荥阳的李商隐，字义山，19岁因出众的文采深得“牛党”要员、时任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赏识，引为幕府巡官，25岁进士及第。26岁又被“李党”大员、时任泾源节度使王茂元看中，辟为幕府书记，并招为婿，且与王茂元小女儿夫妻恩爱情笃。但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他两首著名的咏菊诗，便可窥见一斑。
开成五年（840年），岳父王茂元入朝为官，李商隐便告假携眷到长安居住，以求汲引。当年九月，为谋求新的出路，他辞掉了宏农县尉。可直到会昌四年（844年），仍未受重用，不得已移居永乐（今山西芮城县）。这年秋天，他写下借菊抒怀诗《菊花》：“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诗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淡雅的风姿。第三句则进一步引申描写菊花的颜色，称之为“陶令（陶渊明）篱边色”，一下子抬高了眼前菊花的地位。诗的第四句描写菊花之香，五、六两句诗表面虽继续写菊，而暗里则饱含寄托，即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他没有彻底失望，正如诗的最后两句所委婉的表达：“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李商隐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他自己的心绪。
李商隐的这首咏菊诗，最大的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堪称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同时，这首诗在用典上也堪称一绝，既无切削之迹，又无晦涩之感，如同己出，浑然一体。
当然，最能表达李商隐心声的是创作于大中三年（849年）的《野菊》：“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细路独来当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真实反映了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诗的开头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恶劣，也揭示了野菊的“生不逢时”。然而，菊花毕竟是花中强者，它决不会甘于寂寞，故而三、四句诗便是“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以上四句，每一句看似写野菊，但实际上是写自己。五、六两句诗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往事，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大中二年（848年）重阳节李商隐专门写过《九日》，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诗的最后两句想起令狐楚一个交代。自从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绚认为他“背恩”，跟他断绝来往，尽管李商隐一再陈情，但始终得不到谅解。
李商隐的《野菊》构思精密，立意高迈。他采用象征的手法，有意识地避实就虚，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是“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一个满腹才华又胸怀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因各种缘由，如同无人观赏的野菊凋谢，怎不令人惋惜。（赵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