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蒙受冤屈的原因及启示(一)节选
《马援传》部分译文
有一次，马援生病卧床，梁松前来探望，一个人在床前参拜，可马援不答理他。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问其父：“梁松是皇上的女婿，在朝中尊贵无比，公卿以下没有人不忌惮他的，大人您为何单单对他不以礼相待？”马援说：“我和他父梁统是朋友，他虽显贵，怎能失其长幼之序呢？”梁松由此怀恨在心。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出兵征伐武陵五溪的少数民族叛乱者，因深入敌后，全军覆没。于是，马援再次向光武帝请求出兵。此时，他已六十二岁，帝怜念他年事已高，没答应，他请求说：“我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就让他试试，他就跨马上鞍，回头看光武帝，以示还能行。帝笑着说：“真精神啊！这个老人。”于是派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带领从十二个郡招募来的士兵及从监狱释放的刑徒共四万多人，征讨五溪的反叛者。
马援连夜与相送别的人诀别，对他的好友杜愔说：“我享受皇上的厚恩，可年纪已近暮年，常怕不能为国事而死，如今方随吾愿，我虽心甘情愿，只是担心您的儿辈或许有人在我军中，难于调动，只是担心这事啊！”
第二年春天，部队到达临乡，遇到贼人攻打县城，援率兵迎击，打败贼人，斩首二千余级，其余贼众逃入竹林之中。
起初，军队驻扎在下隽。有两条道路可以(击敌)，取道壶头，好处是路途近，不足之处是水流湍急(难行船);取道充，好处是道路平坦，不足之处是路途远。
当初，光武帝对此也犹豫不决，等到部队到达这儿，耿舒的意见是走充这条路，马援认为走充这条路，耽误时日，浪费粮草，不如走壶头，还能扼其咽喉之处，充这条路上的贼人就会不攻自破。把这事报告给皇上，光武帝采纳了马援的策略。
三月，取道壶头，进军击敌，贼人趁其地势，据高固守关隘，此地水流湍急，船只不能逆水而上，又赶上天气炎热起来，士卒多染疫而死。马援也染上了病，部队被困于此。援就命令士兵，在河岸高处挖窑洞，作为住所，用以避暑。
可贼人还常常登上高险之处，鼓噪呐喊来骚扰，马援也时常拖着病体来观望敌情。身旁之人为他的悲壮行为而哀痛，且人人为之流泪。(这时)耿舒给他的兄长，好畤侯耿弇写信说：“以前，我上书给皇上，应当取道充击敌，充这条路虽远，粮草难运，可士兵还能用得上，军士也都争先奋勇。可现在在壶头这路上，大军被困在这里不能前进，大众的心情极不舒畅，在此等死，实在可惜。以前到达临乡时，贼人无故前来，如果趁夜攻击他们，就可以彻底歼灭，可伏波像对待西域胡人那样，每到一处，即停下来，因此失利。现在，果然发生了疾疫，皆如我先前的预料。”耿弇收到书信，就奏明皇上。
皇上派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马，前去问责马援，还代理监军之职。正赶上马援病逝。梁松久怀对马援的不满之愤，就趁此事陷害他。皇上大怒，追回给予马援新息侯的印绶。……
季保的同伴给皇上上书，替季保辨冤，说“季保行为轻浮，扰乱民众，伏波将军在万里之外写信，以季保为反面教材来告诫教育他的侄子们。可梁松、窦固却认为伏波交结(私党)，这种作法将会煽动轻薄与不诚实的行为，进而败乱全国。”书奏给皇上，帝即刻召见梁松窦固，批评他俩，并将“讼书”和“诫子书”拿给他俩看。梁松与窦固面对皇上叩头认错，以至流血，才得以没对他俩治罪。
早先，马援在交趾(今越南北部)，常吃薏仁米，薏米的功用，能使身体感到清爽，减少欲望，还能承受得住瘴气的入侵。那儿的薏仁米，颗粒大，马援心想弄些运回中原做为种子来种植。军队回来时，就满载了一大车，时人都认为是南方的珍宝异物，权贵们也都眼巴巴望着(既羡慕又眼红)。因为马援正得宠，也不敢说啥。到他死后，就有人上书，诬陷他那时载回的都是珠宝、犀牛角之类。连马武、於陵侯侯昱也给皇上写奏章，说出运送物的情状。
光武帝看后，更加愤怒(认为马援还是个贪财之人)。马援的妻妾们惶恐不安，害怕到不敢把援的尸骨运回原籍埋葬，只能在洛阳城西买数亩坟地槁葬了事。所有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敢来吊问。
侄子马严和马援的妻儿们用草绳自我梱绑成一长串，来到朝廷请罪。光武帝拿出梁松的书信给他们看，才知道因此获罪。
之后上书诉冤，前后共六次，言辞非常悲痛、恳切，再后来，才允许安 葬。
(二)蒙冤的原因
《马援传》作者范晔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就是说，马援能够帮助他人免除祸患，很有智慧。可是，不能自我免于被小人的谗言所害。就说明他蒙受冤屈是小人进谗所致。
从传记中，可以看出，陷害马援，被追收回新息侯印绶的，不光是梁松一人，还有耿舒、耿弇、马武、侯昱及一些没有点明名字的上书污陷他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要陷害他呢？梁松与他有仇，可其余的人呢？俗话说：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人多心不平。
从马援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他也是普通人出身。虽然他的曾祖马通曾经封侯，可因事获罪被杀，以后几代人都成了普通人。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人，能因军功，步步高升，直至封侯，不可能不引起他人的眼红，甚至是忌妒。必定会有利益冲突者。
从传中可以看出梁松与窦固就是此类人的代表。在梁松到他家探病之前，就诬陷他那“诫子书”是结交私党，不就说明，他们之间已有利害冲突吗？尽管皇上为此批评了梁松，可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已经解决。在梁松借援有病时还能前来看望他，至少能表明松与援之间还能保持表面上的和气。而马援却用冷漠不答理松的态度对待，连自己的儿子也心生不解。致使梁松从内心深处生恨，为后来的报复埋下祸根。
这足以表明，马援的心里毫无防备他人(小人)的意识，还不能以礼待人，导致与松的矛盾加深，最后害了自己。如果他能借松前来探望自己，礼貌待人，缓和已有矛盾。恐怕梁松也没有了陷害自己的心理动力。这是其一。
促成马援蒙冤的还有耿舒、耿弇兄弟。在进击武陵蛮夷的作战中，耿舒是他的部下，并且还是扶风老乡。由于作战部署方面的不同意见，出现了分歧。这种太常见了。应该做的是，各自说明理由，认真听取对方意见，认真分析利弊，最后采纳正确的。可他们之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上报皇上，让皇上定夺。
谁知世上的事情实在难以预料。马援的军事决策出现了问题，导致失败。耿舒的家信，使其兄耿弇上书皇帝，皇上又派松责问马援。
此中，也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马援的对待下级的关系。再从事后耿舒将责任全部推给马援，也说明上下级关系不和谐，并使得自己的下级演变成说自己坏话的小人。这是其二。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就马援征湘西一事发表议论:“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从毛主席的论断中可知，马援当时是有矫诏的，也会成为小人攻击他的罪证，毛主席认为可作，可光武帝并没有毛泽东那样英明啊！如果马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矫诏，随后立刻派人向皇上说明情况，做到防范小人进谗。或许能免。这是其三。
造成马援冤枉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光武帝心偏听偏信。马援对后汉的功劳是显著的。皇上对他也很关怀。在他请求出击蛮夷时，皇上还“愍其老”，不让他去。可一但策略失当，战败失利，皇上马上翻脸，派人责难，而对梁松的诬陷，不知皇上是怎么就相信了啊？对一个对国家立过大功，并且已为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大功臣，连他生前的政治荣誉都要撤去。足见光武帝是个偏听偏信之人。
(三)对后人的启示
马援蒙冤，对后人，尤其对马姓后人，应该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首先，启示后人:害人之心不可有，而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何防人，主要是防备小人。而谁是小人，脸上又没有刻字。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要自律之外，应该做到和睦待人，不与人结怨。对已经有了矛盾的人，要力争及时缓解矛盾，勿使其进一步升级;不做易使人产生误会的事。比如，马援从交趾(越南北部)运回薏米实，心想用作种子的事。一个大将军，运回一大车东西，普通人是不会认为运来的不是宝物而是一车农作物种子的，是会使人误会的。假如回来以后，向皇上汇报，让政府出面引进种植，哪能会有后来的结果。
其次，正确处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关系。生活中，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可能产生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策略。孰轻孰重，哪对哪错，不经实践，是难以断定正确与否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就是要做到对不同意见的人，也要和睦相处，不能因见解不同而发生矛盾，导致结怨。生活中发生此类事不在少数。
再次，处理好上下级的关系。总体上说，一个人处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会有上下级。
对上级，当然以服从为主。当遇到上级有错时，如何办，就很需要智慧了，是个人认为上级错，还是客观上上级就是错的，是上级明知是错还坚持错，还是并不知道是错，前者可能是你固执己见，而后者可能是你唯上是听，不论是非，或者是上级有目的的试探。
对待下级，应该尊重他们，使之能充分发表意见，进而择善而从。对那些意见不够正确的人，也要和善对待，避免造成下级认为自己是独断专行的印象。
还有平级关系，不再赘述。
